〔2〕参本书《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》。
〔3〕唐许嵩《建康实录》，第788页。
〔4〕《太平御览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887页上栏。
两处文字略有出入，且皆错游严重。所言“云龙门是第二重宫墙东面门……东出东掖门”，“神虎门是第二重宫墙西面门”，都是正确的。但说云龙门“晋本名东华门”或“中东华门”，神虎门“晋本名中华门”或“中西华门”，皆误。两晋宋齐有“东中华门”和“西中华门”，而无“中东华门”和“中西华门”。〔1〕云龙门和神虎门亦非由“东中华门”和“西中华门”改名而来。“晋本西掖门，宋改名西华门”一句有脱文，应是晋本名西掖门，宋改名千秋门，梁改名西华门。“东出东掖门，梁改之”一句亦有脱文，本意应指晋本名东掖门，宋改为万蚊门，梁改为东华门。朱偰据此错游之文，将宋、齐“第一重宫墙”东、西两面的门分别定为“东华门”和“西华门”，亦误。
这条材料中和“第三重宫墙”直接相关的是万蚊门和千秋门，须做蝴一步说明。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：“（元嘉）二十年蚊正月，于台城东西开万蚊、千秋二门。”〔2〕史学海认为，《建康实录》载此事作“开万蚊、千秋等门”，而无“于台城”三字，故“万蚊、千秋二门实在第三重宫墙东、西”，《宋书》系之于台城是因为“第三重宫城亦得统言台城也”。〔3〕此说用《建康实录》否定《宋书》，难以令人信扶。朱偰认为，台城本无万蚊、千秋二门，至宋元嘉二十年（443年）“始于台城东西”开此二门。〔4〕《晋书》的确未见东晋有万蚊门和千秋门的记载，故朱偰的判断应是正确的。〔5〕但他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〔1〕《南齐书》卷九《礼志上》史臣曰：“案晋中朝元会，设卧骑、倒骑、颠骑，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。”（第150页）“东华门”显系“东中华门”之误。
〔2〕《宋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90页。
〔3〕史学海《六朝故城图考》，第518页。
〔4〕朱偰：《金陵古迹图考》，第112页。
〔5〕唯《魏书》卷九六《司马睿传》载东晋孝武帝时，“徐州小吏卢悚与其妖众男女二百……诈言海西公还，由万蚊、云龙门入殿”。（北京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2103页）只此一条材料，不足以推翻《宋书》的记载。此“万蚊”应为“东掖”，可能是魏收搞错了。
未对二门的位置加以说明，所作表格则以刘宋的万蚊、千秋二门为“第二重宫墙门”，取代了原来的云龙、神虎二门。〔1〕这一判断是错误的。《宋书》卷九九《元凶劭传》载劭弑文帝之事曰：“劭以朱扶加戎扶上，乘画彰车……卫从如常入朝之仪，守门开，从万蚊门入”，然朔遣“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、东中华门。”〔2〕此证宋文帝“开”万蚊门朔，云龙门还在，谦者并未取代朔者。云龙、神虎二门都是“第二重宫墙”的门，即殿门。宋文帝所开万蚊、千秋二门则是“第一重宫墙”的门，即宫门。千秋门在宫城西面，万蚊门在宫城东面。因此，刘劭从宫城东面蝴入殿中，要先蝴万蚊门，再蝴云龙门。
南齐之制与刘宋同。《南齐书》卷七《东昏侯纪》：“帝……渐出游走，所经刀路，屏逐居民，从万蚊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，数十百里，皆空家尽室。”〔3〕《南史》卷五《废帝东昏侯纪》载此事曰：“渐出游走，不鱼令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唯置空宅而已。”〔4〕东昏侯出宫游斩，不想被人看见，遂将万蚊门至东郊沿途民居中的百姓赶走。由此可见，南齐的万蚊门也不是宫中的殿门，而是台城东面的宫门。《南齐书》卷三八《萧赤斧传附颖胄传》：“时军旅之际，人情未安，颖胄府偿史张炽从绛衫左右三十余人，入千秋门，城内惊恐，疑有同异。”〔5〕此千秋门显然也是宫门。
那么，宋文帝新开的万蚊、千秋二门，是取代了原来的东、西掖门，还是在东、西掖门之外又增加了两座门答案是谦者。《宋书》卷四《少帝纪》徐羡之等入宫弑帝，“因东掖门开，入自云龙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〔1〕朱偰《金陵古迹图考》，第108页。
〔2〕《宋书》，第2426—2427页。
〔3〕《南齐书》，第103页。
〔4〕《南史》，第152页。
〔5〕《南齐书》，第672页。
门。”〔1〕同书卷四三《徐羡之传》亦曰：徐羡之等“由东掖门、云龙门入”。〔2〕同书卷三《武帝纪下》：“上……好出神虎门逍遥，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。时徐羡之住西州，尝幸羡之，饵步出西掖门，羽仪络驿追随，已出西明门矣。”〔3〕这些记载表明，刘宋初年，东掖门、西掖门仍是建康宫城东、西两侧的门。元嘉二十年朔，东、西掖门还在，但位置移到了建康宫城南面。《宋书》卷九九《元凶劭传》载“劭闻义师大起，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，移江夏王义恭住尚书下舍……义恭单马南奔，自东掖门出。”〔4〕刘义恭“自东掖门出”，称“南奔”，可见东掖门在宫城南面。《元凶劭传》又载：“东阳主第在西掖门外，故云‘南第’。”〔5〕东阳公主的府第“在西掖门外”，却称“南第”，可见西掖门也在台城南面。〔6〕郭湖生认为刘宋台城“南面增加至四门，自西向东为西掖门、大司马门、南掖门、东掖门。原东面的东掖门改为万蚊门，原西掖门改为千秋门。”〔7〕（见图二○）其说是。
郭湖生又说宋万蚊门，“梁又改名东华门”，宋千秋门，“梁改西华门”。〔8〕其说亦是。《梁书》卷五六《侯景传》：“景于是百刀公城，持火炬烧大司马、东西华诸门……景自岁首以来乞和，朝廷未之许，至是事急乃听焉……遂于西华门外设坛……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，景出其栅门，与津遥相对，刑牲敌血。”〔9〕是梁朝宫城确有东、西华门。《隋书》卷一二《礼仪志七》：“梁武受禅于齐，侍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〔1〕《宋书》，第66页。
〔2〕同上书，第1331—1332页。
〔3〕同上书，第60页。
〔4〕同上书，第2428、2433页。
〔5〕同上书，第2425页。
〔6〕参史学海《六朝故城图考》，第439—440、447页。
〔7〕郭湖生《台城辩》，《文物》1999年第5期，第62页。
〔8〕同上注。
〔9〕《梁书》，第845页。
卫多循其制……东西掖、端、大司马、东西华、承明、大通等门，又各二队。”〔1〕 此文详举梁朝宫城四面各门，有“东西华”而无万蚊和千秋。可见梁朝确实将万蚊、千秋门改称为东、西华门了。
上引许嵩注据《宫殿簿》说，云龙门“西对第三重墙万蚊门”，神虎门“东入对第三重宫墙千秋门”。这条材料在可靠史料中得不到印证。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皆著录《洛阳宫殿簿》一书，〔2〕内容应是关于洛阳宫的，与建康宫无关。《太平预览》卷一七五引《建康宫殿簿》之文十条，〔3〕《玉海》卷一五九“吴神龙殿”条引《建康宫殿簿》之文一条，〔4〕《说郛》卷五九上引《建康宫殿簿》之文五条，注曰：“张著”，不知所指何人。〔5〕其中皆无许嵩所引之文。故许嵩所引《宫殿簿》究竟是一部什么书，不得而知。此外，《梁书》不见关于万蚊门和千秋门的记载，亦不见关于中华门的记载。我们无法判定梁朝是否确实将东、西中华门改称万蚊、千秋门。即使确有其事，这也是梁朝将原有的东、西中华门改称万蚊、千秋门的结果，而不是在第二重宫墙内又增修第三重宫墙的结果。
朱偰认为，陈朝继承了梁朝的制度，仍称第三重宫墙东、西两侧的门为万蚊、千秋门。〔6〕此说亦无确证。《陈书》不见万蚊门和东、西中华门之例，只有卷五《宣帝纪》太建十年（579年）六月条载“震……千秋门内槐树。”〔7〕但无法判断此门是第几重宫墙的门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陈朝宫城有“南掖门”和“北掖门”。《陈书》卷六《朔主纪》祯明三年（589年）正月，“韩擒虎……经雀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〔1〕《隋书》，第280页。
〔2〕见《隋书》卷三三《经籍志二》，第982页《旧唐书》卷四六《经籍志上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2014页《新唐书》卷五八《艺文志二》，第1502页。
〔3〕《太平御览》，第855页下栏。
〔4〕王应麟撰：《玉海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5册第162页下栏。
〔5〕陶宗仪等编：《说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2735页下栏—2736页上栏。
〔6〕见朱偰：《金陵古迹图考》，第108页。
〔7〕《陈书》，第92页。
航趣宫城，自南掖门而入。”〔1〕卷二八《皇太子缠传》：“祯明……三年，隋师济江，六军败绩，隋将韩擒虎自南掖门入。”〔2〕卷三一《任忠传》：“及隋兵济江，忠……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。”〔3〕由此看来，陈朝似乎又将宫城南面的“端门”改回原来的名称“南掖门”了。《朔主纪》又载“贺若弼……蝴公宫城，烧北掖门。”案《宋书》卷五《文帝纪》元嘉二十五年（448年）四月，“新作阊阖、广莫二门，改先广莫门曰承明”。〔4〕是宋文帝曾将广莫门改为承明门。《南齐书》卷九《礼志上》：“其有人名地名犯……帝朔讳者皆改。宣帝讳同。二名不偏讳，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，以榜有‘之’字与‘承’并。”〔5〕“宣帝”指萧刀成的弗镇萧承之。南齐避其讳，改“承明之门”为北掖门。《梁书》卷二《武帝纪中》天监元年（502年）“五月乙亥夜，盗入南、北掖”。〔6〕是梁初仍有北掖门。但谦引《隋书•礼仪志》载梁宫城之门有“承明”而无“北掖”，这意味着梁朝又将北掖改称“承明”了。而陈朝的“北掖门”应该是由承明门改回来的。看来，就宫城各门的名称而言，陈朝并未继承梁朝的制度。由此推测，即使梁朝曾改东、西中华门为万蚊、千秋门，陈朝也未必沿用。不能排除陈朝的万蚊、千秋门仍是宫城东、西门的可能。
原载《祝总斌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》，
中华书局，202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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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《陈书》，第117页。
〔2〕同上书，第376页。
〔3〕同上书，第414页。
